原载：http://blog.udn.com 2012/10/09 10:00:50 作者: 朱欣欣 在专制媒介环境下生存的受众，要提高媒介素养，学会辨别、寻找和思考，才能减少意识被操控的危害，对世界和自己的命运有清醒地认识，成为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 前言：鉴于本人在专制下精神被奴化的经历，看到专制帝国媒体继续愚民，许多老人被愚昧至死、新一代依然被毒化的悲剧，所以结合个人体会和学习心得，撰写此文，旨在抛砖引玉。 人们的世界观是通过灌输和自我学习而形塑的，是透过信息和文化形成的“眼镜”观照世界的，所以媒介具有重塑现实的作用。多元的媒介环境，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丰富的参照物，减少比较和辨别的误差，而大陆媒介徒有规模，在一元专制下是趋同的。为维护特权体制的稳定，中共继续沿用几千年来以暴力作后盾、以瞒和骗为宣传手段的伎俩。要改变现状，每个人应当提高媒介素养，摆脱精神奴役，认识自身非人的异化处境，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走向自觉。 一、专制媒介的本质 由于中共专制体制的一元化性质，权力没有法律制衡，触角肆无忌惮地伸向全社会。如果说枪杆子控制民众的肉体，那么笔杆子控制民众的精神。官方媒体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构成了专制体制的神经系统，单向传递体现专制者意志的声音，不会完全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一些重要的新闻被禁止公开，仅通过中共的《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均为新华社编），及其国保部门遍布社会各单位、各角落的特务所提供的情报等，从内部向上传递，供不同级别的干部参阅。 在专制衰落的后极权时代，一些媒体如南方报系等，不断向民间立场靠拢；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第一次打破了媒介完全被专制垄断的局面。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大陆的媒介依然被当局控制，金盾工程构筑的网络“柏林墙”，将中国网民封锁在自由开放的信息世界之外，为此越来越多的网民学会了“翻墙”，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兴东也承认，他发明的长城防火墙在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面前形同虚设。 依法治国只是中共以党治国的伪装。中共建政后取缔了民间媒体，而且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再拖延《新闻法》的制订。中共元老陈云赤裸裸地道出了当局的卑劣目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同时，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并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媒体。（检索参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2005年；《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陶西喆[记者无国界组织、维权网协助]，2007年10月；《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于声雷[维权网协助]，2008年） 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称“主流媒体”的官方媒介并不代表社会真实的主流思想，官媒的虚假与社会的真实呈分裂状态，官媒的宣传秀缺乏公信力，仅仅是仪式性的。 具体来讲，官方媒介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递专制者的声音 发表中共的文件、决议，领导人的指示，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和组织的活动，是官方媒介的核心任务。社论、评论、理论等言论性文章，以及“党文化”的文艺和娱乐性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官方的声音。 2．增强专制者的权威性 由于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权谋和暴力夺取权力，所以为了给自己披上合法性、权威性的外衣，专制者需要利用媒介塑造形象，神化自己。从过去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到今天继续神化中共历史，把社会各方面的“成就”都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通过所谓“正面报道”，进行“伟光正”的政治美容，都是如此。 3．提供服从与奴役的借口 服从权威是需要理由的。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主要是通过神化领袖、宣传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许诺，来凝聚和动员民众。此时的宣传使绝大多数人盲从和自愿地接受奴役。但谎言在事实面前不可能持久，后毛时代，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破产，中共主要是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和改善民生的现实承诺，来笼络民众，随着改革的变质，承诺又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此时的宣传只不过是给专制的“泥足巨人”提供貌似强大的伪装，给既不满又恐惧的人们提供忍受的借口，给犬儒的投机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宣传充分“体贴”悠久的国民性，解决了中国特色的“面子”问题。久而久之，许多国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奴役者组成了彼此适应的共同体。 4．麻痹、分化民众 中共“改革”三十多年来，通过宣扬实用主义、犬儒主义，还民众下半身的部分自由，将人们引向物欲的追求，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麻痹被奴役的痛苦，削弱人们追求公正的反抗意志，而将决定社会进步的核心因素如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等，划为禁区。 所以，专制体制下的官方媒介不是社会的公器，也不是真正的媒介，而是专制者的御用宣传工具。“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余世存《类人孩们尽朝晖》） 二、专制者利用媒介操控受众的伎俩 1．垄断信息 专制权力的无限制，决定了没有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一切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控制和利用，都以维护专制体制的稳定为核心。所以，瞒与骗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它将客观信息按主观标准分为“正面”与“负面”，对“负面”新闻首先加以隐瞒，掩盖不住就在统一口径的要求下，或者进行歪曲报道（如刘晓波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艾未未被巨额罚款、陈光诚事件等），或者进行有限报道，淡化处理（如王立军、薄熙来案）。在强力控制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还贿赂收买记者，进行虚假报道，或对“负面”新闻进行封口。 当局还给予《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一定的特权，在符合官方精神的情况下，可以涉及其它媒体禁止报道的新闻，貌似“大胆、自由、客观”地替官方作宣传。 2．操控舆论 “新闻导向”是中共发明的“操控舆论”的代名词。在没有《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媒体的操作，一是按照中宣部等部门的指示，二是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网站被签署所谓“自律公约”。当局除了对媒体的“错误”报道进行事后惩罚（从处理相关人员到取缔媒体），越来越重视事先控制，在突发事件爆发后，迅速下达内部指令，往往只是口头传达。对网络上的不同声音，则通过网络警察进行封堵、删除，必要时取缔网站。对敢于表达的记者和异议人士，进行威胁、丢职、传唤、刑讯，拘禁、判刑，甚至杀害。为了配合政治操控，当局经常集中力量进行专题宣传，制造轰动效应，吸引民众。有时为了阻止民众对某些新闻的关注，当局会利用媒介制造新的“热点”，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3．弄虚作假 掩盖或歪曲真相，颠倒黑白，弄虚作假，是中共官媒一贯的做法。从土改、朝鲜战争、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到西单民主墙、反自由化、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官媒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罪证昭彰。 官媒公布的所谓政绩和各种统计数字，常常造假，缺乏公信力。官方树立所谓先进、模范的典型报道同样造假，旨在培养模范奴隶和奴才（检索我的《权力的褒奖与褒奖的权利》一文，“民主中国”网2012年5月10日）。 围绕政治需要，中共经常制造社会反应的假象，一方面公开组织活动，让有关人士在媒体上表态；另一方面暗地里雇佣“五毛党”，在网络上进行虚假的民意表达。 4．包装宣传 在专制国家里，理性、科学、文化等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他们都是权力的奴仆，都被用来制造对权力的迷信。为了神化权力，欺骗民众，中共通过媒介宣传，一方面歪曲历史和现实，对权力进行美化和神化；另一方面利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娱乐性、普及性等特点，对其宣传进行艺术包装，愚乐民众，使其危害更具有隐蔽性，是真正的精神毒品。（检索参看我的《共产专制与现代迷信、》《红色经典 红色毒品》） 5．利用“权威” 在毛时代，中共的宣传多是赤裸裸的直接灌输。而今天，则更多地利用御用学者、文化太监，通过学术、艺术等形式，对民众进行洗脑，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例如当局的喉舌《环球时报》，无视中国专制的本质和残酷的现实，今年6月20日，发表“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的文章称：“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 6．扭曲思维 专制者都深信“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它在打造封闭的信息环境的同时，利用人们的思想惰性，通过反复灌输，培养和利用思维定势，混淆是非，扭曲人们的思维方式，达到用统一的“党化”思想消除人们独立思考的目的。比较典型的是，由于中共唯我独尊、以民为敌，所以在宣传上抹黑民众的诉求。正如一则网帖所指出的：“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提美国，就是卖国；说台湾，就是分裂；一维权，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谋杀；一投票，就没有资格；一选举，就是敌对势力。”长期下来，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而不是法律至上的惯性思维，公民个体和民间社会的权利意识受到压抑和消解。 7．包揽决定 在宣传中，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性或壮胆，欺骗民众，中共常常强奸民意，绑架舆论，掩盖私欲，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专横地以诸如“中国人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一致认为”、“大家纷纷表示”等名义，包装其宣传，所以国人称自己常常“被代表”。 8．贪功为己 中国大陆名为共和国，实为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延续和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共贪天功为己有，在宣传中将所有的“好事”都用来粉饰自己，从归功于“伟大的领袖”、“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到归功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把自己伪造成不可指摘的全能“上帝”。 9．巧借他言 为了增强宣传的“可信度”，无论是自我美容，还是丑化、攻击内外“敌对势力”，中共常常利用民主国家多元、自由的舆论环境，从境外媒体上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报道或评论，有时利用、收买外国人士或雇佣境外“写手”，貌似客观公正，实为借他人之口、话自己之言。例如，2011年6月29日，重庆举行中华红歌会开幕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邀请惯于投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官媒报道，基辛格说他“惊喜地看到重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0．置入观点 在官媒报道中，常常将官方观点置入新闻，将信息与观点混同起来，以达到左右受众判断的目的。例如今年七一，新华社在报道中共党员和基层组织增加的新闻中，最后说“……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11．断章取义 中共在宣传中，在按自己的标准引用正反面的文字时，常常断章取义，加以歪曲，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今年七一，当局无视世界四分之三的国家已实行民主和半民主体制的现实，在新华社“海外看中国”报道中，再次摘录弗朗西斯?福山的“新的论断”——“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用以自我表扬。乍一看，还以为福山是“亲共人士”，但是看一看原文就知道福山所说的“优点”是有限制的，而且并不是对其整体制度的肯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篇文章（《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1年1月17日）还有这样的话官媒没有引用：“中国近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状。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每年出现数千起社会抗议活动（经常是暴力抗议活动）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情绪。”福山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中国的强大与软弱》） 12．以偏概全 在宣传中，中共当局常常以偏概全地选择素材。例如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是，往往突出领导关怀、如何抢险、救灾英雄、灾民感恩等，而尽量减少灾难危害、灾民困难以及灾难根源、救灾问题的报道。为了掩盖社会整体的真相，粉饰现实，往往选择个别人或事，通过宣传加以放大，尤其是那些所谓先进人物或所谓政绩。例如今年七一，新华社报道一些数据，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政绩”归功于中共，可是却不提这些数据——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 “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第101位；在美国“自由之家”发布的2011年年度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中，中国在196个国家中排在第184位。2011年中国至少有34名记者因“模糊不清”的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关押在狱中。“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由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非洲“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中国劳动者何以活出尊严来》2010年3月2日）“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它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陆已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2009年3月）“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之间。”（熊培云《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以上。”（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五章“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2004年）可是，中国教育、医疗、养老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0%不到，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其中，4%的医疗支出低于8%的世界平均水平。据香港《动向》杂志今年5月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 “不完全统计及掌握资料”报道，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在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或已加入当地国国籍。据国务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处、外交部等机构统计，省部一级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情况日趋严重，在已退离休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万6千至6万人持双重国籍；现职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有1万8千至2万人持双重国籍。60%以上高、中级干部不反对、能接受“裸官”的状况；56%以上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地厅级以上干部反对、不支持申报、公开家庭、子女的经济状况及财产来源。“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目前，逃到国外的贪官不下一、二万人，卷走资金上万亿元。有人概括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是：“读世界最贵的书，看世界最贵的病，住世界最贵的房，吃世界最毒的食品，干世界最长的工时，交世界最多的税，享受世界最少的权利，养世界最多的官，受世界最重的剥削，接受世界最离奇的死法。” 13．双重标准 中共在宣传与实践之间，常常实行双重标准。中共大讲依法治国，却又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嘴上说舆论监督，实际上严控媒体揭露和批评的报道。它要民众依法维权，但又放任官员不作为或非法打压民众的维权。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宣传中，强调向世界领先水平努力，与世界接轨，可是一提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等，就强调“中国特色”。“三公消费”每年九千多亿元，而如果全民实行“免费医疗”，每年仅需六千亿元，官方却说没钱。中共大讲和谐，可是对民众的监控和打压，一丝不苟、雷厉风行，面对民众“公布官员财产” … Continue reading 朱欣欣：专制帝国受众的媒介素养